医患关系的社会学思考

隋文秀

摘要：随着医学社会化和社会医学化的不断发展，医疗纠纷的不断增多，医疗服务中医患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医患关系的本质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逐渐成为医疗服务管理者和各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对医疗服务中的医患互动、医患关系以及社会影响等进行理解分析，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讨论如何在医疗服务中构建现代社会和谐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患互动    医患关系    医患沟通    病人角色   

随着医学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医患纠纷不断增多，医患关系不再像过去一样简单、和谐，社会各界对医患关系存在着各种认识和看法，医院管理者也纷纷开始重视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本文从阐述和医学相关的健康与疾病等概念出发，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医疗服务中医患双方结成的医患关系进行思考、探讨，期望从中得到一定启示，有所裨益于现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和维护。

一、健康与疾病的社会学概念

随着医学逐步社会化，医学的社会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渐代替了生物医学模式。对于健康和疾病的定义逐步以医学、心理、社会三个角度来定义。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为“健康是指不但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身体、心理、社会、心灵也均处于安适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关于健康与疾病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多元化，90年代后期，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健康和疾病的定义扩展到躯体、情绪、理智、社会、心灵、职业和环境七个维度。^[1] 可见，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关注。

健康与疾病的社会学定义最早由帕森斯于1951年给出，他认为“健康可以解释为已社会化的个人完成角色和任务的能力处于最适合的状态”^[2]。从这一概念不难看出，与医学诊断不同，对一个人健康或疾病的判断不再根据身体症状感受，而是根据社会化个人的社会行为。

功能论的角度下，个人的社会行为又被分为社会常态和社会偏差（deviance）两种状态。帕森斯将个人的行为与角色概念相联系，个体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社会角色，健康的个体处于能够完成个人社会角色的社会常态，而疾病则使个体处于社会偏差的状态，功能偏离状态的社会化个人无意的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干扰了社会系统的平衡稳定。在社会系统中，疾病超出了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能够被社会所理解的部分合理的状态，但是并不被社会所欢迎，社会系统需尽可能的使其转变为社会常态，恢复系统的平衡稳定。

二、医患互动与医患关系

患病的社会化个人将需要社会系统的帮助从而恢复健康的社会常态。现实中，自我感觉身体良好，只是为了继续维持身体健康、防止出现健康问题而采取的行为被称为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相对应的，因自身感觉不适而来到医院确诊或治疗的行为在医学社会学中被称为患病行为（illness behavior）。^[3]

患病行为使患者具备了帕森斯所阐述的“病人角色”，也成为现代消费社会学中的“医疗机构的顾客”。躯体功能偏离的个人寻求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被称之为医患互动，在互动中与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之间形成的关系被称之为医患关系。

在医患互动中，疾病、病人和医护人员是三大要素， 疾病是互动的核心，互动的目的就是疾病的去除，“病人角色”的转变，一旦身体健康恢复，个人由社会偏差转变为社会常态，医患互动就将结束，社会系统将重新达到平衡稳定的功能状态。帕森斯在对“病人角色”这一概念的相关阐述中谈到，在医患互动中，医护人员与患者双方通力合作，来对抗疾病。医务人员通常给予一定的医疗处理，而患者则被期望配合医护人员，遵从遗嘱，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医患互动本质上是一个沟通—治疗—反馈（再沟通）的过程。医护人员首先要根据患者的主诉以及身体症状对其病情进行了解判断，这是治疗的前提基础，治疗效果的反馈也需要患者与医务人员的沟通来达成。可见沟通几乎伴随着医患互动的全过程，对于医患互动目的的达成和良好的医患关系的构建与维护不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医学、社会变化与医患关系

医患双方在向健康目标努力的互动中，基于医学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医护人员对于患者具有特殊的权力，外行人难以干涉。医护人员有权要求病人做利于健康的行动，限制其不利于健康的行为。患者则被期望遵从医嘱，遵从医学治疗。医护人员具有要求患者遵从的权力和患者需要遵从医嘱成为医患关系的两大重要方面。与之相应的，和谐的医患关系则应是医护人员能够充分爱护病人，和病人能够充分信任医生。病人信任医生，需要医生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以保障其恢复健康的执业水平，以及医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医学和社会不断发生着变化。过去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所构成、易于形成信任的熟人社会演变为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现代社会，过去悬壶济世的神医到现在的被传说拿回扣收红包受雇于医疗机构的工作者，过去依赖个人经验技术的医学诊断演变为依赖医疗仪器检查的现代医学诊断，等等。

而且，随着医学社会化的演进，社会也不断医学化，人们去医院寻求医疗服务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医患之间一对一的诊疗模式中，患者处于中心地位，患者的法律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现代医学、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医疗服务越来越复杂，医疗服务的组织、统筹及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经济、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对医疗服务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可见，医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现代社会中，医学的社会学色彩更加浓重。医患关系中不仅包含医学因素，同样广泛受到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面对新形势下的医患关系，医务人员也越来越发现来自社会的信任和尊重不是理所当然的，医务人员被要求承担更多以确保良好的执业水平和执业道德、维护病人的权益。

四、医患沟通与医患关系

处于社会偏离的个体主动采取患病行为到医疗机构寻求医疗服务，在医患互动中，医患沟通需伴随始终；医患关系不仅受医疗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新的社会时代下，医患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和矛盾。在现代社会中，为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医患沟通越来越受到医疗服务管理者的重视。

诸多研究表明医患沟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有效的沟通等非医学因素与患者对医疗机构医学方面的认知评价密切相关。例如，广东省中医院的一项关于医患关系管理的调查研究表明，医疗水平与服务态度、医患沟通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关系密切；说明当患者对该医院的服务态度、沟通有效性评价高，他们倾向于认为该院的医疗水平高，反之亦然 ^[4]。良好的服务态度是有效沟通的前提，两者皆属于非医学因素，医疗水平才是医学因素的核心体现，可见医学因素与非医学因素关系密切，良好的医患关系不能仅依靠医学因素的建设和改善。

又如，2006-2008年深圳市多个医院顾客满意度和反应性的问卷调查结果和深度访谈的资料表明，影响顾客选择医院就医的各类主要原因中，因为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好、职业道德好、医患沟通好而选择就医的顾客满意度往往处于最高或较高的水平，愿意将该医院推荐给他人的比率也相对较高。而因为距离近和就医便利等因素而选择就医的顾客满意度往往最低，因为技术水平高和价格有优势而选择就医的顾客满意度也不具优势。可见，与良好的服务态度、职业道德一样，有效的沟通与顾客对医院的整体认知评价密切相关。

更有甚者，医患沟通关系到医疗服务能否顺利进行。2007年11月北京发生的由于家属拒签手术同意书而导致该孕妇最终死亡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有效的医患沟通的深入思考。针对该事件，医疗卫生、法律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看法，从医学、伦理、法律和社会学等多角度探讨悲剧发生的原因。有人认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法律不可以授权医务人员强制治疗权利；在该事件中，医务人员被置于“治病救人”的医学伦理规范和“知情同意”的法律规范的冲突之中。可见，医患关系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不再单纯是医疗实务主宰下的关系，还牵涉到社会层面的广深关联。

那么就该事件而言，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家属不遵从医嘱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深入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背景和内心想法，及时沟通，让患者及其家属在充分理解病情、治疗等信息的前提下做决定，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患者无法理解和确认备选治疗方案的利弊，就无法做到果断正确的决策，在这种医学沟通缺乏，不能完全知情的前提下，所谓的“知情同意”必将失去意义。可见，让患者“遵从”医嘱需要病人的理解，而交流、沟通是避免病人不遵从的关键。面对着妇女生产的重大事情，医务人员与患者家属之间不能有效沟通，达成有效一致意见，应何时沟通，如何针对不同的患者及其家属，采用合理的沟通技巧和方式，争取患者及家属的信任等都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综上所述，可见，患者采取患病行为寻求医疗服务，在医患互动中，医疗服务的顺利进行以及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建立都离不开有效的医患沟通。同时，医患双方的有效沟通不能忽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探讨造成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原因，改善医护人员的知识结构，增强医学社会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教育，增强医护人员对患者心理、社会、躯体等多方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沟通技巧培训，加强有效医患沟通，对于现代医患关系的维护将十分必要，对于现代医疗服务管理也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斌，2001，《医学新观念·从WHO的健康定义到安康(wellness)运动———健康维度的发展》，医学与哲学2001年6月第22卷第6期总第241期。

［2］孙牧虹等译，F. D. Wolinsky 原著，（1999）《健康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社。

［3］杨辉、张拓红等译，W. C. Cockerham 原著，2000，《医学社会学》第七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4］钟晨，庄一强，宋莉萍等，2007，“广东省中医院医患关系管理调查研究”，《中国医院》，2007年第11卷第8期，第17～19页.

［5］黄贞杰，2007，“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国医院》，2007年第11卷第8期，第68～69页.

［6］Turner, B. S. (1995). Medical Power and Social Knowledge (2nd ed.).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7］Cockerham, W. C. (2001). Medical Sociology (8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作者简介：隋文秀，山东大学医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深圳市万人市场调查有限公司研究员；